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黄大年、南仁东等全国知识分子模范人物的感人事迹

发布人: 发布时间:2018-12-03

（一）

钱学森：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作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的钱学森，数十年呕心沥血、攻坚克难，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他的爱国奉献精神，激励了无数中国人。

1960年11月5日上午九时许，“东风一号”导弹从我国酒泉发射场腾空而起，它的成功发射，对于新中国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东风一号”同时走进人们视野的，还有它的技术负责人——钱学森。

1935年，国立交通大学毕业后的钱学森考取公费留学，远渡重洋，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35岁的钱学森已经是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1949年5月，钱学森收到了一封来自万里以外的信件，信件内容是邀请他回到中国，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

拳拳赤子心，殷殷报国情。1955年10月，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作为世界著名的火箭与导弹专家，钱学森带领他的团队肩负着为中国造出第一枚导弹的重任。而此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要造导弹这种尖端武器，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发展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就得靠自力更生。此时，钱学森率领的团队，大多是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他为此编撰了一部基础教材《导弹概论》，正是这部经典著作启迪了第一代从事导弹和火箭研制的航天人。

历经九年时间，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东风一号”和“东风二号”导弹相继发射成功。1970年4月，由钱学森担任技术负责人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在钱学森的建议下，我国在1992年选择了发展神舟飞船的载人航天之路。

从内蒙古着陆场回到北京的杨利伟，专程来到钱学森家中向老人报到。此后，每一位从太空凯旋归来的航天员，都会来到钱学森家中，向这位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报告好消息，直到钱学森去世。

钱学森作为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自立自强和爱国奉献精神，鼓舞了无数中国人，也凝聚成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

 

（二）

两弹元勋邓稼先

爱国奋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系列报道《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今天播出第一集：“两弹”元勋邓稼先。

1924年，邓稼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1948年，他远赴美国普渡大学留学。

邓稼先信守了他的诺言，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第九天，他毅然踏上了归国之路。

当时，有外国专家断言，中国人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顶着重重压力，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上万次的计算，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敲开了中国人自主研制原子弹的大门。

邓稼先常年身处核弹试验的第一线。上世纪70年代，有一次氢弹的空投试验出现了事故，为了查明原因，他毅然走进了那片意味着死亡的荒漠，因此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身体日渐虚弱的邓稼先，后来被确诊为直肠癌。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病逝，享年62岁。

 

（三）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

在我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里，有一位科学家横跨核弹、导弹、人造卫星三个领域，他也是唯一一位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郭永怀。郭永怀心有大我、以身许国，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1909年，郭永怀出生在山东荣成。1941年，他远渡重洋，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理工学院留学，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四年后获得博士学位。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一直是埋藏于郭永怀心底的愿望。

1956年，郭永怀夫妇回到了阔别15年的祖国。回国后的郭永怀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尖端领域的科技人才寥寥无几，培养人才就成为了郭永怀的头等大事。

1960年5月，郭永怀调到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担负起了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当时的工作地点海拔3800米，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因为缺少设备，郭永怀就和同事们手工制作烈性炸药。这种具有高腐蚀性的炸药极不稳定，很容易爆炸。一次意外，郭永怀的五位同事在制作炸药的过程中不幸遇难。

1964年至1967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可以说，郭永怀和他的同事们用汗水甚至生命换来了我国国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此后，郭永怀和他的同事们，开始筹划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试验工作。郭永怀常常往返奔波于北京和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

1968年12月5日凌晨，郭永怀从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赴北京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享年59岁。

正是依据这份郭永怀用生命保护的重要资料，在他牺牲的22天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爆成功。1970年4月，由郭永怀参与设计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成功发射。他无私奉献、以身许国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四）

黄大年：振兴中华 乃我辈之责

作为国际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的黄大年，为我国的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这是24岁的黄大年写给同学的一句话。1992年，黄大年被公派到英国攻读博士，从事航空地球物理研究工作，多年来的刻苦求学，黄大年逐渐成为这个领域的顶级科学家。2009年，黄大年回到了母校吉林大学。

黄大年重点攻关国家急需的地球深部探测装备，为了尽快追赶国际水平，黄大年带领着500多人的科研团队开始了和时间的赛跑。

回国的七年中，黄大年带领科研团队在深地探测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长期的过度劳累使他的健康严重透支，在病床上，黄大年还在辅导学生。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因胆管癌医治无效去世。斯人已去，曾经与黄大年并肩奋斗的同事仍在继续着他未竟的事业。

 

（五）

南仁东：只想踏踏实实做点事

2017年9月15日，这一天，72岁的南仁东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如果不是此后的媒体报道，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就是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

但南仁东并不在意，他只想着能够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半个月里，他仍然密切关注着FAST的每一步进展。

9月16日清晨，当南仁东逝世的消息传开，在他那间位于国家天文台A座3楼的办公室门口，同事们自发地摆上鲜花，路过的人都会停下来深深鞠上一躬。

执着——生命中近1/3的时光都奉献给了FAST

南仁东生命中近1/3的时光都奉献给了FAST。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有科学家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外太空的讯息。

当时，南仁东也在现场。他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个大胆的设想油然而生。他推开中国参会代表吴盛殷的门，激动地说：“咱们也建一个吧！”

然而，对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来讲，这个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计划大胆得近乎疯狂。几乎所有的业内专家都不看好。

尽管如此，南仁东还是毅然决然地坚持这个计划。梦想实现的第一步，是要找到能安装这个庞然大物的地方。

1994年，南仁东开始为FAST项目选址。近10年里，他脱掉西装，换上工作服，翻山越岭，走遍了贵州上百个窝凼。喀斯特地形常常乱石密布，再加上贵州天气阴冷多雨，他常常在被雨水浇湿的乱石和泥土中摸爬滚打。

一次，在去陡峭山顶时，大家劝已经65岁的南仁东在山下等着就可以。但为了更清晰地了解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他还是坚持要自己爬上去。

同时，南仁东也在进行着FAST的申请立项。毕竟FAST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想要顺利通过立项、获得经费支持并不容易。

那几年里，南仁东顶着巨大的压力，开始自掏路费，满中国“化缘”。他一家单位挨一家单位地去谈，给他们详细讲解FAST项目是什么，建成后能做什么。最终，厚厚的立项申请书上出现了20多个合作单位的名字。

2007年7月，历经13年，FAST作为“十一五”重大科学装置终于正式被国家批准立项。

创新——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设计理念

2011年3月，筹备多年的FAST正式开工建设。

然而，工程的建设艰难程度远超想象。它不仅涉及天文学、结构工程、岩土工程等几十个不同的专业领域，而且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攻关，现场施工环境也异常恶劣、复杂。

南仁东却硬是凭借自己的执着和勤奋，带领一群有着同样科学梦想的人，把不可思议的设想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天体无线电波的固有本性，是射电天文观测的一个棘手难题。天体的无线电波是平行的，当反射面是球面时，无线电波会汇聚成一条线，只有当反射面是抛物面形状的时候，它才能汇聚成一点，进入到接收机。为了克服这个难题，南仁东带领工程师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设计——主动变形反射面，它可以使球形的反射面实时变形为抛物面。

这个设计在世界上绝无仅有。通过控制近万根钢索所组成的复杂的索网结构，FAST系统可以灵活地控制由4450块独立面板所组成的反射面，对准天体目标，再由6根钢索拖动重达30吨的馈源舱，抵达焦点位置，实时接收天体发射的电波。

当第一眼看到FAST时，SKA国际组织前任总干事理查德·斯基利说自己所能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震惊”：“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设计理念。”

FAST涉及的专业领域很多，每个领域都有专家提出不同意见。作为首席科学家和总工程师，南仁东必须做出决策。而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就必须懂行。

可以说，南仁东是FAST工程团队中最勤奋好学的人。

在审核危岩和崩塌体治理、支护方案时，不懂岩土工程的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学习相关知识，对方案中的每一张图纸都仔细审核。最后，他指出了方案中的不少错误，还提出了许多非常专业的意见，令合作单位的专家们刮目相看。

严谨——他眼里容不得一点瑕疵

南仁东更喜欢被大家称呼为“老南”。闲暇之余，他会跟助手姜鹏讲起他的人生故事。大多时候，他对同事和学生们的态度都很随和。但如果遇到对待工作不认真的人，他可是丝毫不留情面。

一次，FAST测试小组副组长李辉拿着做好的馈源力学仿真实验方案向南仁东汇报。“一上来，就先问了我三个问题：‘多大尺度？’‘在哪进行？’‘阻尼多少？’结果我一个都没答上来。南老师当即就严厉批评了我。”李辉说。

他眼里容不得一点瑕疵。很多参与FAST项目工作的同事都有被南仁东问住的经历。每到这个时候南仁东就会板起面孔，冷得让人不敢看他。“这让我们不敢有半点懒惰和马虎。”李辉说。

虽然南仁东对工作要求严格，但他并不专横，愿意倾听大家的意见。

FAST索驱动系统的负责人潘高峰就跟南仁东起过“争执”。那是在台址开挖时，施工方提议换一张新的地形图。可当时任务周期特别紧张，潘高峰了解到新的地形图与旧的地形图区别很小，认为可以不换，否则会耽误工期。但南仁东觉得有必要更换。

“我从楼下追着他到了楼上，因为急，说话语气难免有些冲。最终，南老师又仔细比较了两个地形图，接受了我的意见。”潘高峰说，“只要你能够解释通，他会很虚心地听取并接受你的意见，从不会把这些争执放在心上。”

来源：共产党员网